文・徐鈺涵 插圖・Ying-Ju Chen
如何將眼鏡固定在眼前這件事，一直是個充滿實驗與挑戰的領域。雖然眼鏡的實用性與美感相當重要，但人們配戴眼鏡時的便捷與舒適度，往往更是一個影響眼鏡設計的關鍵要素。
一般認為具矯正視力功能的眼鏡傳入中國始自明代。在那個舶來品尚屬稀奇的年代，人們開始漸漸接觸到西方的手持式眼鏡，並用來閱讀文件、書籍。同時，也已有將眼鏡穿戴在雙目前的作法。最早的紀錄之一可見明代文人田藝蘅 (1524-?)的《留青日札》，文中載明：
「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，如大錢形，質薄而透明，如硝子石，如琉璃色，如雲母。每看文章，目力昏倦，不辨細書，以此掩目，精神不散，筆畫倍明。中用綾絹聯之，縛于腦後。」
這段文字描述時人的眼鏡以綾絹等輕柔的材質為媒介，透過於腦後綁縛的方式來將眼鏡固定在眼前。晚明的風俗畫卷《南都繁會圖》，可見熱鬧市井中的老人與賣藝人將眼鏡配戴在眼前，但可惜的是無法確定他們是否採用綾絹作為眼鏡的綁帶。
耳縴式眼鏡
進入清代以後，西方手持式眼鏡無法解放雙手的狀態，顯然不符民心，因此幾乎不可見。以綾絹縛於腦後的繫戴方式也較少出現，取而代之的則是「耳縴式」的懸掛方式。這種配戴首先需要在鏡框或鏡片的外側鑽孔，透過細繩穿孔綁結為圈，鉤於耳來固定眼鏡；有時也會在線繩末端串上銅錢或晶墜、玉墜等，讓其自然垂墜於耳後，除了能平衡前方鏡架的重量，也可利用垂墜的重量來固定配戴時鏡身的位置。此外，這些墜飾也是兼具優雅視覺效果的配件，隨著配戴者的姿態輕輕搖曳。
隨著時間的流逝與配戴經驗的累積，人們逐漸發現這種以繩掛耳的方式，終究是不夠穩固，時常有眼鏡鬆動並自臉上滑落的煩惱；又或者是眼鏡有會太過接近眼睛而觸碰到眼瞼、睫毛，時常需要配戴者手動調整，充滿了不便利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工匠們便開發出了一種名為「額托」的裝置。
額托是位於兩鏡片中央，由拱形鼻橋向外延伸的一個小圓片型支撐物。當使用者戴上眼鏡時，這個額托會輕抵前額或眉心位置，由金屬支架連接形成一個穩定的支點，使鏡片與眼睛可以保持一定距離，提升配戴時的簡易度與穩定性。而額托搭配兩側繩帶勾掛於耳的型態，另構成了新的支撐設計，不僅減輕了過去單靠鼻樑承載眼鏡重擔的負擔，也稍稍舒緩了絲線掛耳的壓迫感。
耳縴式眼鏡本身，多採弧形的鼻橋設計來連接兩個圓形鏡片，讓眼鏡可以自然地直接跨在鼻梁上；同時又可將鏡框/鏡片旋轉疊合，額托亦可轉折收納，配合質地柔軟、不佔空間的線結，以及偶爾繫串的玲瓏掛墜，一同放入各種小巧精緻的鏡盒中，方便攜帶之餘，也成為妝點衣裝的飾品。
耳縴式眼鏡盒 示意圖
左上：黑漆方橢掀蓋鏡盒 右上：皮革匏形套蓋鏡盒 下：銀質圓形旋蓋鏡盒
耳架式眼鏡
更接近現代眼鏡形式的「耳架式」眼鏡，出現時間稍微晚於耳縴式。其特徵為硬質鏡腿（或稱鏡臂）被以鉸鏈螺絲固定於鏡框兩側，具有活動度並可摺疊收合，源於西方十八世紀發展出的同類形式，又可分為直腿與曲腿兩大類。
中式直腿耳架式眼鏡，在鏡框與鏡腿的裝飾設計上常融入符合中國審美的元素，例如在鼻橋處做龍紋、蝠紋、壽紋，鏡腿處做竹節紋或鑿刻裝飾，或在鏡腳處加上卍字、銅錢造型等。在中國流通的款式中，以於鏡腿中後段再做一處關節的活結直腿式眼鏡最為常見，比起架在耳朵上，當時中國眼鏡族多將鏡腿高高提起，最末端彎折輕夾於兩側太陽穴；相較於西方人習慣將鏡腳插入茂密的假髮中固定，對剃髮的清代男性而言，這樣的固定方式或許更為合適。
耳架式眼鏡的出現解放了配戴者們的耳朵與額頭，與一直忍受的束縛與壓迫說再見。即使價格略高一些，仍逐漸取代了「額托＋勾耳」的耳縴式眼鏡，成為新的主流。
因應鏡架結構的改變，鏡盒亦同步革新，改為能容納修長鏡腿的長型款式；多元的材質搭配富含吉祥寓意的傳統裝飾，使鏡盒自然地融入文人雅士的服飾之中，成功與在地文化緊密結合。
左：木雕眼鏡盒 右：織繡眼鏡袋
清末民初之際，外商洋行如雨後春筍般在上海、廣州、天津等地出現，活絡的國際貿易持續引入流行的西洋眼鏡款式，也激發本土廠家的仿製與改良，為眼鏡族們提供更多不同的選擇。其中最為時興的當屬鉤絲眼鏡。鉤絲眼鏡的鏡腿以有彈性的金屬絲製作，相比傳統長直鏡腳更纖細，末端帶有圓弧的彎曲，可以更自然、輕巧地靠在臉上並架鉤於耳朵，又稱作繩手鏡腳，配上同款金絲框或無鏡框邊的鏡片，除了更顯優雅時髦之外，亦有效減輕眼鏡的重量，蔚為時尚。
眼鏡的設計終究是需要以人為本，首重人們的配戴需求同時兼具潮流風尚。從綾絹繫縛到額托與鉤耳，再到配戴方便且穩固性高的耳架式眼鏡，處處可見工匠們對眼鏡結構其配戴方法的不斷革新與思考，直至眼鏡族們可以隨時、輕鬆且快速戴上自己的眼鏡，無痛地銜接上自己的生活步調。
參考書目
邱仲麟，〈從明目到商戰——明代以降眼鏡的物質文化史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2019年9月，頁 449–583。
趙孟江，《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》，成都：四川美術出版社，2004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