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・曹志宇
放眼海峽兩岸,專事蒐羅古董眼鏡的大藏家既神秘又稀見;但在台灣中科園區內卻隱藏一座質量傲視亞洲的「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」,在神秘、稀少之外,更添一則傳奇。傳奇起手式,始於發跡鹿港的鞋匠之子蔡國洲。蔡國洲是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創辦人、金可集團董事長,見面第一句話,他富有自信心的腔調,抑揚頓挫,「凡是與眼睛有關的,就與我們集團有關!」
蔡國洲自1985年以台幣50萬元創立「金可眼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」,攜手家族六兄弟縱橫商場超過卅年,迄今身價逾百億,旗下包括台灣寶島、小林眼鏡等品牌通路。其中,海昌隱形眼鏡更是中國市佔率第一的大牌。位於集團內部的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,則是蔡董長期鍾情於古董眼鏡的工藝美學與內涵,亦是企業成長水到渠成,自然而然的結果。典藏館近六百件藏品,橫跨東西近三百年的製鏡工藝,以及文藝復興以來與光學相關的各類文獻與圖像,足以體現眼鏡自誕生迄今,其革命性的設計、無與倫比的工藝水平。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如實畢現,身為一坐擁百億王國的企業家,悅目怡情三十載,投身蒐羅古董眼鏡的感情和敬意。


一、唯有分享才能展現價值!
蔡國洲鍾情蒐藏古董眼鏡 ,源於三十年前,米蘭米藍眼鏡精品大安店開幕;精品大店主打高端客戶,不惜工本,奢侈地展示四副百年古董眼鏡。回憶自身廠房每年生產數量龐鉅的眼鏡,蔡董不勝感慨:「相較現代眼鏡,古董眼鏡的工藝,無疑是藝術。」日後,金可積極走向國際、拓展事業版圖過程中,倘若時間允許,蔡國洲必定造訪當地古董店,物色這令他魂牽夢縈的心頭好。

廿世紀末,海外藝術市場蓬勃發展,伴隨的「藝術投資熱」迅速在國內造就一批瞄準書畫收藏、器物收藏的企業家。在同儕競爭中,蔡國洲很清楚,邂逅古董眼鏡仍是他最為心動的事,是「一種感覺」、「並非投資」、「每次到手,我很得意,古董眼鏡無法複製,買一件少一件,若擺在保險櫃,誰能欣賞?也唯有分享才能展現價值!」
蔡國洲一面說道、一面不疾不徐,拿出一個自家中帶來的綠絨布盒子,展示安放盒內的十九世紀歐洲古董玳瑁眼鏡;他身後,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的櫥窗內,正依序陳列引以為傲的經典,「相較現在的藏品,這件雖不是特別稀有貴重的古董眼鏡,卻是我們夫妻倆從克羅埃西亞古董商入藏的第一件藏品、充滿紀念性。」正因紀念,蔡董將工藝視同無形的資產,視同技術,視同刺激企業再發展的關鍵字,並與精通外語的妻子聯手,自克羅埃西亞的第一戰告捷後,他們先後獲得許多眼鏡藏家的友誼,信任這對夫妻與日後成立的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,將是值得託付的主人。

二、以製鏡工藝體現「文化傳承」,琢磨足以說服世界的策略
的確,對蔡國洲來說,眼鏡等同集團企業之外的「第二生命」。在他眼中,眼鏡不僅是標誌企業營運的名片,在收藏家眼中更富時尚、品味的象徵,具有文化意義,「大凡具有紀念價值的東西,都得靠時間打磨,透過典藏館探勘眼鏡和光學發展的歷史,我想為『文化傳承』在眼鏡上,找到足以說服世界的策略。」
籌劃興建典藏館之際, 蔡董大手筆在館內成立「研究部」,梳理東西方六百年來眼鏡光學的文獻檔案,並逐步建構館藏品研究工作。蒐集撰文素材過程中,筆者有機會得進入典藏修復室,面對面訪問典藏館兩位顧問顏穎奇與林幸怡,繼寫蔡國洲以「文化傳承」交棒典藏館,琢磨眼鏡價值的下一章。

「籌設典藏館之際,無論是大型博物館或私人收藏,幾乎遍尋不著可供參考的前例,各方面的資源、資料也相對稀缺,一切必須從頭開始。為此,團隊全方面啟動,全體動員,將觸角伸向庶民、貴族、年份及珠寶工藝等項目,設法網羅十九世紀以降,珍貴稀罕為首的古董眼鏡。」顏穎奇娓娓道來籌劃典藏館的甘苦。

而印象深刻的一則故事,顏穎奇目光朝典藏室外大片的落地窗望去,伸手指著最靠近出口處的四面櫥窗說道,今日典藏館頗富特色的「中式古董眼鏡」,係團隊遠赴海外徵集而來,堪稱難度最高、也最重要的收藏。
典藏館收藏的這批「中式古董眼鏡」來自一位曾在上海行醫的美籍眼科醫生史蒂芬(Stephan)。在「美蘇冷戰」嚴峻的世局下,史蒂芬作為少數以專科醫生、專職技能行走於內地的外國人之一。史蒂芬執業之餘,基於對光學儀器的特殊感情,中國古代眼鏡形式的喜愛,自從購買第一支中國製「清晚全玳瑁雙圓鏡框活節直腿眼鏡」後,便不斷地有中國商人聞風而至,上門兜售。他因此有機會得成批收購上百只品質精良的中式骨董眼鏡。退休後,史蒂芬常住聖地牙哥(San Diego),好幾個著名的文博機構覬覦這批保存超過半世紀的文物,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一路過關斬將,擊敗眾多對手,包括康寧玻璃博物館(Corning Museum of Glass),脫穎而出,「不外我們清楚辨識出這批文物的價值。團隊以專業說服了他,願意將闡述價值的保存工作托付金可。」
林幸怡引述一段中研院學者邱仲麟的論文,繼續補充說道,「道光末年,沿海五口開放通商,其後口岸不斷增加,……物美價廉的洋貨成為流行時尚……晚清的上海歷經一場『消費革命』。追求時髦是炫耀性消費的一大主流。」 當時敏感的記者曾撰文報導這一現象,「特是華人鼻脊多平,而雙目反出於鏡上,瞻觀時有所不便,又有以西鏡倒置於鼻上者,其狀殊不雅觀,非莊重者所為也。」

原來,今日之「中式古董眼鏡」最初竟是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市場中反覆琢磨它的身價和造型。彼時記者眼中,華洋雜處的上海,眼鏡作為一種標誌身分的配件足矣,但華人並不適合配戴它,為了追求「名符其實」,日後竟又衍生出各種特殊的使用方式,琳瑯大觀。「彼時的東西交融的文化現象彷彿一場延續百年不散的派對,既深深吸引史蒂芬,也深深吸引著董事長夫婦和金可。」
蔡國洲份外重視這批典藏,研究支持策展,期許每一檔展覽,促成今日與過去熱絡的對話,期間曾有中國同業訪客,驚豔於老祖宗們製鏡工藝源源不絕的巧思與創造力,有意借展,他霸氣回覆,「想要看就來台灣看。」看什麼?他手指鏡盒上的刀刻落款與戳印,提醒我們注意,「褚堯天」、「三山老店」等字樣,那正是中國第一代製鏡名家孫雲球弟子「褚三山」一派的作品,「堯天」乃是「三山」的孫字輩,後繼承「三山老店」。褚家堪稱中國百年的製鏡世家,亦是金可集團追求永續營運的企業典範和先行者。 迄今金可仍持續透過研究闡釋,嚴肅地探問東、西方對工藝的態度。
透過典藏,考察「中式古董眼鏡」的濫觴,可知在東亞世界,眼鏡一度是罕見的舶來品。十六世紀以來,在「大航海時代」的背景下,西洋製眼鏡大幅輸入,同時刺激內需市場,始發展出異於西方的「眼鏡觀」。
林幸怡取出史蒂芬舊藏的這件「清晚全玳瑁雙圓鏡框活節直腿眼鏡」,繼續說道,明末清初,來自西洋的玻璃眼鏡工藝頗受青睞;然而,在無孔不入的「五行觀」作用下,卻形塑了另一批頗具特色的「中式眼鏡」。

陰陽五行,包括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,大至宇宙循環,小至世界組成,無處不體現著「五行」古老的智慧,譬如今日訪談的典藏室以及隨身配飾,都可看五行的威力,這在中國眼鏡上,尤其強烈。據稱,「玻璃屬火易傷眼,水晶屬水能潤目」,為保護眼睛,被視為飽含水元素的天然水晶鏡片一度在中國上流社會大行其道。
與此同時,社會仍存在「眼鏡不可多戴」的觀念,譬如著名的乾隆皇帝,他坐擁許多傲人的收藏,本人卻對眼鏡敬而遠之,以為這是科技操控人類的惡例,亦因為沒有眼鏡矯正老花,他無奈以顫抖的線條在名蹟《快雪時晴》下筆嘆道,「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。」
蔡國洲創辦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,他深信「科技服務於人性」。在他看來,眼鏡是一全人服務的光學科技,構造兼具細膩的感情。譬如這件典藏精品,製作於十九世紀之「光學扇」,巧妙地結合迷你望遠鏡與摺扇,就是為淑女(lady)設計,跑趴串場,無往不利的社交名器。當女士們悄悄以扇子遮臉,面露嬌羞,同時也可通過鑲嵌於扇柄的微型望眼鏡反覆窺探心儀的情人,不可言說的愛憎隨眼波滾動、隨目光聚焦。把玩光鏡扇,如同見證一場華麗的冒險。華麗與冒險,與中國製鏡保守、內斂的作風,兩兩相對,又形成一組鮮明的差異。
三、典藏館提供「多元視野」,應援企業穩健發展
步出典藏館,眼前廿一世紀「全球化」的浪潮下,給今日的社會帶來熱、平、扁諸多不良效應,幾乎弭平了我們不久前,在古董眼鏡上覺察的鮮明的差異性。行文最後一章,我們提出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給世界的禮物,說服世界相信其價值的策略,正是抗衡全球風格單一化的「多元景觀」。

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,跨足東西,包容差異,以眼鏡為核心,呈現多元文化的形式與內容。就像台灣,就像海洋一般,充滿活力與可能性。在跨足東西的文化視野下,漫步其中,打開視野,你將發現,今日典藏館的收藏,其實已遠超乎蔡董邂逅眼鏡之初,經濟價值或個人喜好的層次。睹物思人之際,他彷彿以一個企業家的角色鼓勵我們,對人性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。
換言之,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兼典藏館創辦人,蔡國洲既不會因為個人的「情有獨鍾」,取消對不同藝術/風格的尊重。就像金可的產品,企業主尊重不同市場的消費習慣,從中拓展企業發展更多的空間與未來性。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,既是蔡國洲的鍾情所在,也是應援企業穩健邁步的能量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