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……仰蒙皇上 欽賜內製陸拾歲水晶眼鏡壹副……臣於本年貳月內入覲天顏，荷蒙 皇上賞臣肆拾歲眼鏡壹枚，即甚對目。今復荷天恩垂念臣年邁，又錫以寶鏡，光同片水，恍如鳳出臺前，影學瑩水，允若龍生匣內。……臣惟有竭其目力，盡此血成，以圖養報……」
朱批：「謝恩在次，報恩要緊。」
© 國立故宮博物院
「……皇上恩賜臣眼鏡壹副……欽奉諭㫖『……朕所用眼鏡壹副賜卿，未知可對眼否，若不對，不必免領，隨便交回，朕另頒來，欽此。』……念及臣之目力，頒賜 御用眼鏡且復寵承……每於展閱文移之際，正苦字跡模糊需用眼鏡。今欽承至寶，晶瑩朗徹，纖毫無障，恰與臣目適相對合。臣從此視息更覺精神，辦事尤當奮力，惟有恪尊……」
朱批：「此朕案邊親用之鏡，本日批閱畢，隨便拈來賜卿者。若對眼，則卿之目力尚好，朕深為欣悅。覽奏謝矣。」
© 國立故宮博物院
身為皇帝，日理萬機不在話下，每天要面對的公私文牘不計其數。可誰能想到，天下大事都能決斷的帝王們，在案頭遇到的第一道難關，竟可能是——字太小，看不清！？
清代皇帝所用的眼鏡並非單一來源：包括西洋使臣進貢、地方與海關官員敬獻，更有養心殿造辦處專為內廷製作或改製。這些多元管道，使眼鏡在紫禁城裡既帶有異域色彩，也凝鍊中式工藝的典雅。
清代皇帝中，雍正對眼鏡尤為喜愛。宮中以白水晶、茶晶、墨晶、玻璃等製作鏡片，依「三十、四十至七十歲」與「十二時辰」為代號區分度數級別，並有相對應的「眼鏡制子」，驗配時採「隨目對鏡」的方式，或以現有合用的鏡片為基準複製製作。這些記錄散見於造辦處檔案之中，顯示眼鏡在宮廷內的生產已具相當規模與制度。
雍正亦曾下令將一副眼鏡「……著另換整圈樑，其樑上中間雕一壽字……」（雍正3年4月12日，〈雜活作〉），可見他對眼鏡外觀設計的重視不亞於實用功能。除了自己經常配戴，雍正也會將眼鏡賞賜與官員和身邊侍從以示恩寵，受者自然感恩戴德，至於是否對眼合用，則恐怕只有在當事人眼裡才清楚了。
雍正朝製作眼鏡框架的材質多樣，包括玳瑁、獸角、洋漆、黑漆、阿格里樹皮（類似瘤木）以及掐銀等，展現宮廷用器的尊貴氣度與精湛工藝。雍正帝曾命造辦處製作「樑上中間雕一壽字」的眼鏡，其形式或可從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所藏這件藏品中窺見一二。此眼鏡以玳瑁為框，活節直腿式樣，鏡樑處鏤雕壽字與雙蝠紋飾，寓意「福壽在眼前」，鏡腳末端則以象徵財祿的錢幣造型裝飾。(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 藏)
而與長年受視力困擾的父親不同，乾隆對眼鏡的態度則趨於保守。乾隆年輕時目力極佳，即使到了晚年不得不戴上眼鏡，仍心有牴觸，曰「古稀過十還增八，眼鏡人人獻百方。借物為明非善策，蠅頭弗見究何妨。」(嘉慶3年，清高宗〈戲題眼鏡〉)，認為倚賴外物輔助視力乃「為物所制」，終非理想之道。
除了「眼鏡不可恃之常戴」，乾隆朝時「玻璃傷眼、水晶養目」的觀念也開始流行，乾隆有詩云「眼鏡有二種，水晶與玻璃。玻璃價實亷，水晶貨居竒。水晶雖艱致，用之無害滋。玻璃出冶煉，薰蒸火氣貽……」(乾隆53年，清高宗〈眼鏡〉)中醫本就認為水晶有明目退翳之能，相對經冶煉而成的玻璃，則被認為「火氣」過盛，對眼有損。這樣的說法，也可能與清中葉水晶鏡片業者面對低價多銷的玻璃鏡片競爭時，欲藉由傳統醫理與物性觀念進行包裝，強調兩者差異，以維持其高端地位有關。
嘉慶、道光以降，眼鏡無論在宮廷還是民間都愈來愈普及，皇帝與官紳階層廣泛使用，青年學子之間也將戴眼鏡視為「有學問」的象徵而紛紛效仿。然而，在朝會或各類覲見皇帝的正式場合，官員不得佩戴眼鏡仍是基本禮節，這個長久以來不成文的規定，外國使臣亦須遵守。帝后畫像中，更不曾出現眼鏡的蹤影，顯示眼鏡在禮制與形象層面仍被視為私人、非正式的配件。也因此，今日我們無法見到清代皇帝們戴著眼鏡的樣子，唯一的例外或許是清遜帝溥儀。
溥儀在 1912 年退位時年僅 6 歲，雖失去皇帝實權，但仍以「末代皇帝」的身分居住在紫禁城，宮內的日常生活與執事體系維持著清朝舊制。他在自傳《我的前半生》中提及自己15 歲時，外籍教師庄士敦（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）發現他可能有近視的情況，當時西式驗光法與儀器已傳入中國，庄士敦遂建議請洋人眼科醫師為溥儀進行檢查。然而此舉立刻遭到宮中長輩與近臣的強烈反對，認為皇上的眼珠子不宜叫外國人看去、皇上正當春秋鼎盛怎麼就需要戴眼鏡了等等。最終，在庄士敦的再三勸說與溥儀本人的堅持下，才平息了異議。
此後，溥儀雖身分與處境雖多有變化，但和同時代許多政治領袖、知識份子一樣，幾乎總是以佩戴眼鏡的樣貌示人，在某種程度上，也體現了傳統帝王威儀與新時代權力形象之間的轉變。
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有一副溥儀曾使用過的金絲眼鏡，款式與上圖這件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的藏品相近，雙圓鏡框，一山鼻托，鏡腳末端可彎曲勾掛於耳後，為清末民初間相當流行的眼鏡樣式。(金可古董眼鏡典藏館 藏)
清代宮廷對眼鏡的態度，一方面受到貿易往來、技術進步與實際需求的推動，另一方面又有來自傳統視覺觀與文化矜持的影響，在天然與人工、自給與倚物之間形成一種微妙的拉鋸。從雍正的愛而用之到乾隆的敬而遠之，再到清末民初洋務運動與新學之風興起，眼鏡在知識的象徵性之上，又疊加了進步的精神……一方鏡片，不僅是視物的工具，更映照出時代視野與思想交會的萬象。
參考資料
侯皓之，〈佩察秋毫細──從檔案記載談雍正皇帝與眼鏡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007年12月，頁 52–60。
邱仲麟，〈從明目到商戰——明代以降眼鏡的物質文化史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2019年9月，頁 449–583。
溥儀，《我的前半生》，北京：群眾出版社，2011 年 1 月第一版（原著 1964 年）。
國立故宮博物院，《清代檔案檢索系統》，https://qingarchives.npm.edu.tw/（最後瀏覽日期：2025 年 9 月 7 日）。
《御製詩》（四庫全書本），維基文庫，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zh-hant/%E5%BE%A1%E8%A3%BD%E8%A9%A9_(%E5%9B%9B%E5%BA%AB%E5%85%A8%E6%9B%B8%E6%9C%AC)（最後瀏覽日期：2025 年 9 月 7 日）。
